今年是中国建党100周年。1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中国成立，是为了民富国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平均每年9.2%的增长速度，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人民也因此富了起来。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过去40年，中国减少了8亿贫困人口，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些成绩，都是我们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的。

　　从今年开始，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里有两个阶段性目标：一个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总量或城乡居民收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另一个是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在谈到这两个目标时强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最早由在2018年6月份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经济学家同时也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最好的解释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工业化国家，其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50.4%。

　　现在国际上也有八国集团，“八国”是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加拿大。相较八国联军时期，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在二战后崛起的新工业强国加拿大。2000年，八国集团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47%，其中实力最强的美国占21.9%。因为经济是基础，所以整个20世纪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格局都由这八个工业化国家所主导。但是到2018年，八国集团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下降至34.7%，只比三分之一稍微高一点，八国集团由此失掉了主导世界格局的能力。最明显的变化是，当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八国集团已无力应对，被二十国集团所取代。

　　八国集团在世界经济比重的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2000年以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还较低，所以尽管当时中国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大；2000年之后，依靠较大的经济基础加上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上升得非常快，到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现在是全球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全世界95%的国家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些变化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安。于是美国在奥巴马时代提出了“重返亚太”，计划把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和航空母舰调配到亚洲。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围堵中国。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刻意针对中国的行为变本加厉，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指责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举动，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不会改变，最多是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方式有所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必将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甚至挑战，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主要原因。

　　既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崛起，要走出这一变局也只能通过中国的继续发展直到中美关系达到新的平衡。我认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稳定的世界新格局就将出现。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当然，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中国经济发达的“三市五省”（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大城市和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人口四亿多，到那时的人均GDP和经济规模都将与美国相当。如果这八个地区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就意味着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相当，劳动生产率水平又意味着科技和产业的先进程度。所以到那时，美国将失去对中国的卡脖子技术优势。

　　同时不要忽略的是，中国还有十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该地区的经济规模也将与美国相当，而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到那时，中西部地区仍旧处于经济追赶阶段，仍在后来者优势，有希望保持更高的发展速度。

　　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中美关系会步入一个相互接受、和平共处的新阶段。理由是：首先，美国失去了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其次，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最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为了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

　　中日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先例。作为八国联军和八国集团的成员国，日本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亚洲的领头羊。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日本感到失落，试图制造钓鱼岛事件激怒中国，以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但中国不为所动，保持快速发展，如今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8倍，日本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且日本为了国内就业与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市场，中日关系又开始缓和。

　　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还有多大的潜力？还能不能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此，新结构经济学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要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增长，首先要了解增长是怎么产生的。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两个优势。

　　一个是后来者优势。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是6.5万美元、德国是4.8万美元、日本是4.1万美元、韩国是3万多美元，中国与他们的差距还很大。人均GDP的差距代表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而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又代表了技术和产业先进程度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追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稳定，平均每年维持在3%-3.5%的增长速度。这其中，2%来自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1.5%来自人口的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三倍，就是因为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发挥了后来者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先进技术后消化创新。由于创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我们的发展速度也比发达国家快。

　　另一个是换道超车优势。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出现后，产品的研发周期变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甚至还有优势。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才，另一部分是后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天才的数量在任何国家都大约占到总人口的1%。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拥有天才的数量当然也应该是世界第一。后天教育方面，这些年我国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各个阶段的教育水平都提升很快，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很小。因此，对于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大数据、互联网行业等新经济，中国比其它国家更有优势。

　　从后来者优势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代表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中国2019年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2.6%，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时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由于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实现了连续16年平均每年9.4%的增长；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实现了连续16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实现了连续16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且韩国在1998年还因遭遇东亚经济危机而出现过负增长。参考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如果我们也利用好后来者优势，中国也有连续16年平均9%的增长潜力。照此发展速度，我们到2035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再看换道超车优势，这一优势对当时还未出现大数据和互联网行业的德国、日本和韩国而言都不具备。换道超车以发展新经济为基础，新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出现独角兽企业。一家创业公司成立不到十年，尚未上市，但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独角兽企业。2019年全世界拥有484家独角兽企业，中国206家、美国203家；2020年全世界有586家独角兽，美国233家，中国227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发展这些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经济，中国和发达国家有条件直接竞争。如果以生产软件产品为主，中国还具备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产品应用市场的优势；如果以硬件生产为主，中国也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产业配套。

　　尽管具备上述发展优势，我们也必须正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挑战。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老龄化问题，我们会不会也像其它老龄化国家一样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有以下两点正确认识：

　　第一，世界上其它人口老龄化国家都是发达国家，除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老龄化问题。

　　第二，为什么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后经济增长速度会急剧下降？老龄化最重要的含义，是人口和劳动力停止增长。在过去一百多年，发达国家保持着平均3%左右的增长率，其中由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为2%，由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为1%。如果像美国这样能吸引大量外国移民的国家，其人口增长还会超过1%，所以它过去的经济增长保持在3.5%左右。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中由人口增长带来的贡献就没有了，只能全部依靠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意味着该国经济增长的能力会降低30%-40%，所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一般会从3%下降至2%。

　　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增长将于2030年停滞。然而，即便失去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未来发展也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能依靠自己发明新技术、升级新产业，劳动力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中国处于追赶阶段，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同样以德国、日本和韩国为例，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4%，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8%，劳动生产率增长为8.6%；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为9.6%，其中人口增长率为1%，劳动生产率增长为8.6%；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9%，劳动生产率增长为8.1%。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确会有影响，但就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而言，这一影响不过是使增长率从9%降至8%。这也是我常说的，到2035年之前中国每年仍然具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的原因。

　　利用后来者优势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有人还会问，现在我们被美国卡脖子了，当不能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后，我们的增长潜力会不会大大降低？

　　我们知道，世界上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并不是只有美国。如果其它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不把产品卖给中国，它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在“自杀”。因为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成本非常高，市场越大产品盈利才会越多，才能保持高额的研发投入。像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30%的市场都在中国，如果企业无视中国市场，该行业就有可能从暴利变为低利甚至亏损。

　　而且高科技产品的特性是迭代特别快，企业必须保证大量的研发投入来维持产品的先进优势，而大量的研发投入离不开用企业盈利来做保障。因此，美国卡中国脖子的行为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单纯从企业利润考虑，我相信没有一家美国企业不愿意把产品卖给中国，主要是美国政府不让它们卖。

　　同样拥有高科技的德国企业就不会面临美国企业的困境。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特朗普见面或者与拜登通电话时一直在表示，德国既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也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同理，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企业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并不想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而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

　　如果美国拥有某些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又强制不卖给中国，怎么办？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技术可能有，但不会太多。既然不多，那我们就用新型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去完成技术攻坚。以我们现在的经济、科技和产业实力，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都有希望突破。

　　这里我讲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民营企业被允许进入到一些国计民生行业，河北廊坊新奥集团的创始人王玉锁就抓住机会进入了卖煤气的行业。居民烧煤气后需要买煤气罐来储存煤气。当时生产煤气罐缺少钢材以及钢瓶收口的技术。刚开始中国不能造钢铁，天津钢管厂成立后解决了钢材问题，但是钢瓶收口技术仍然没解决，国外也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少数几家企业能生产。王玉锁找到美国一家企业，希望对方技术入股，由他来投资生产，共同抓住中国市场的机遇。这个美国老板当即表示，“跟你合资生产后我是有饭吃了，但是我儿子可能以后就没饭吃了，为了我儿子有饭吃，我不能跟你合作”。遭拒后，王玉锁只能自己组织研发力量来攻关。他找到7个硕士和博士参与技术研发，结果短短7个月就攻克了钢瓶收口技术。那位当初拒绝王玉锁的美国老板非常后悔，“我要是跟你合资生产，固然我儿子以后可能没饭吃，但至少现在我有饭吃，而你自己能生产后连我都没饭吃了”。

　　回到当下，我们生产芯片的关键技术——光刻机技术掌握在荷兰ASML这家半导体设备制造巨头的手里。就在一个多月前，ASML的CEO表示，如果现在不把光刻机技术卖给中国，大概三年以后中国也能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一旦中国掌握了这个技术，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国际上低，那时候ASML有可能因此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美摩擦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我相信，中国经济在2035年之前仍然具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即便我们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也还有至少6%的增长速度，来保证实现提出的2035年GDP总量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到2025年，中国就可以跨过14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届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8%翻一番至36%。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从2036年到2050年，按照我前面分析的中国拥有的后来者优势和换道超车优势，在每年6%的增长潜力下实现4%的实际增长游刃有余。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三市五省”的人均GDP与美国水平相当，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美关系也会因此达到新的平衡。

　　第一、对各国企业而言，最大的发展机遇还是在中国。自2008年起，中国每年对世界的增长贡献达到30%，未来的中国也一定会继续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市场，对世界增长的贡献也一定会保持在30%甚至更高。

　　第二、中国经验可以形成新的理论，更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前面我讲到，1900年八国联军GDP总量占比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八国集团GDP在全世界的占比仍然维持在47%。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这100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GDP总量也仅仅提高3.4%，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政治领袖和企业家无不希望追赶上发达国家，但为什么经过100年的努力最后还是基本失败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发展思路不对。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大都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因此发展成功，少数几个成功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了自己的特色道路。

　　我讲新结构经济学时谈到，发达国家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理论产生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那些前提条件，因此照搬理论就出现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后果。如果中国最后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路走来，我们应该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形成新的理论。同为发展中国家，来自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参考价值，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

　　我相信，以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作为参照，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可以实现。那时，世界市场会更大，企业家们的机会也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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